《法治與人治》

各位好，今天來跟各位聊聊法治與人治。

關於法治，一般人常以一句話概括：「王子犯法，與庶民同罪」。但我更喜歡用：「法者，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」來描述。此謂公權力的施行是以法律約束為依歸，是為法治。關於人治，大家往往想到的無非是專制獨裁，或是歷史上發生過的開明專制、神權統治等等。此謂公權力的施行是以統治者意志為依歸，是為人治。

但我今天想討論的是一個不容易被討論到盲區：「當開明的君主出現了，我們此時應該選擇人治還是法治對國家更好？」

我們生在辛亥以後的時代，人治與法治簡直勢不兩立，因為沒人想再回到清朝268年專制統治底下。甚至孫中山先生在《中國革命史》中自述，他主張中國非民主不可的原因之一，就是因為自滿清入關後，「國民之痛，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，故君主立憲在他國君民無甚深之惑感者，猶或可暫安於一時，在中國則必不能行，此自歷史事實而言之者也。」被壓迫民眾幾代下來的隱忍，說明了一切。但是，在以袁世凱為首的北洋殘餘仍欲爭相稱帝的年代，他們為了爭得地位，散布了不少支持帝制的理論，好讓大家基於各種理由回頭支持人治，無論他們的理由是什麼。同樣的，在共產黨政權仍未被中國人民所推翻之前，尤其是習近平主政期間，在人們的耳語之間，甚至也浮出了所謂「制度優越性」、「明君統治也是好事」等等說法，乍聽之下也似乎很有道理，台灣政壇的混亂又似乎使民主法治在這些說法面前黯然失色。既然已知人治可能出明君、法治可能有亂政，那究竟是人治好，還是法治好呢？

中國過去在帝制時代，不乏明主聖君的佳話，其中值得一談的案例，我想舉漢朝漢武帝立下豐功偉業之前的「文景之治」。簡單來說，那是一段由兩代皇帝創造出的治世。是說秦末以來動亂多年，又有匈奴侵擾，國力虛弱，於是漢初便採取對外與匈奴和親、對內與民休息的政策。從漢高祖以來到文帝、景帝兩代皇帝手中，他們不只繼續秉持與民休息的理念，又成功削弱各諸侯國的勢力，使國力得以穩定積累，百姓人給家足，最終成為漢武帝開疆擴土的資本。對比隋煬帝勞民傷財的暴政來說，這確實已是相當不得了的德政。也就是說，遇到三代聖君，國家可以國富民強三代人，聽起來確實非常令人嚮往。而且讓國家迎來富足也非常符合我們對革命成功所抱有的期望。

這是我們要的結果，或者說「獲利」，那我們需要什麼「成本」呢？剛剛說到人治可能出明君、法治可能有亂政，反過來說也是一樣的！遇到三代聖君，國家可以國富民強三代人，那遇到三代暴君呢？如果這三代暴君能輕易被人民推翻，或者受到一定力量的監督、牽制，那也許我們不會迎來一個最糟糕的結果。這些糟糕的結果，就是我們要負擔的「成本」，又或稱為「社會成本」。但如果公權力執行的依歸越大程度上依賴統治者的意志，尤其這個「人治」還搭上了「黨政軍一體」的極權制度，那幾乎是無法控制了。因為沒有人敢對這樣的「利維坦」發表一句真話，就像沒有人敢徒手擋住一輛失控的大卡車，除非當下已經被逼到橫豎都是死的地步了。

那麼，法治下的亂政我們也看得夠多了，法治下的能政又如何呢？在同樣都是亂政的對比下，我們往往容易忽略兩點：

其一，莫過於政權交接再無風聲鶴唳，也許有人會說：「可是現在在亂政底下、在網軍的出征下，我們同樣感受到風聲鶴唳呀！」只能說，這跟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來比，簡直是小巫見大巫。一個執政黨的黨支部可以開到社區的居委會、一般的民營公司、學校裡去，處處都有「憲法保證」的永久執政黨在監視著自己，軍隊、警察成為物理打擊異己的工具，但你卻往往不知道什麼時候、哪個詞會成為敏感詞，或是不小心成為被打擊的對象，那才是真正的風聲鶴唳！在行憲的自由地區，我們可曾感受過這些？都沒有。

其二，莫過於對即將爆衝的社會成本即時止損，最好的例子，莫過於罷免王浩宇成功一例。一個濫用社群媒體霸凌平民作威作福的議員，不只無法勝任為民喉舌的議員一職，若長久放任如此，還會徒增社會成本（如：治安不穩，需花更多成本維護治安穩定）直到民眾與政府都難以負荷的地步，最終一次爆發，而爆發帶來的結果通常只會帶來更多社會成本（如：暴民示威對市街造成的噪音、破壞，尖銳對立的社會氛圍容易造成更多暴動．．．等）。罷免官員，依法處置，此時就是一個非常有效即時止損的辦法。至於那些現在仍將法律當作玩物，遏止它止損功能的政客，其所帶來的惡果只能更加說明「法治」作為替社會成本即時止損的工具，對於我們的國家社會而言究竟有多重要。

也就是說，人治的好處，恰恰是人治的壞處。因為若是獲利，可以百萬倍獲利，但若是虧損，那就是一落千丈，百萬倍的虧損。而法治的壞處，也恰恰是法治的好處。因為無論是成本或獲利都可以很快被阻擋起來。

不過在最後的總結，我們還是繼續用事實來說話吧。

根據2020年中共稅務局的統計，各省市（一級行政區）的淨稅收，31個中，只有依序粵、滬、蘇、浙、平、津、魯、閩等地淨稅收為正，其餘皆負。其中四川最慘，負3077.93億人民幣。直到2022年，就連最富足的上海的財政盈餘也掉到負18億人民幣，財政自給率為99.5%，最慘的四川仍然最慘，來到負3694億人民幣。反觀自由地區同時期，民國109~111年（2020~2022年）各縣市的淨稅收依舊為正數。

再回想，自由地區再滑坡的政策與罪惡，諸如陳水扁貪汙腐敗的罪行、馬英九一次把油電全部漲完的「油電雙漲」政策．．．等，都有法律保障民眾依法下架阻止的權利，使人民的困境得到舒緩。但是大陸地區的滑坡政策哪怕只有上述財政一項問題，也只會被當成黨內鬥爭的藉口，法律作為警察威嚇人民的工具，甚至都無法保障人民陳情的權利，只能任其加速滑坡，導致更多群體事件爆發，加重社會成本，更別提罪惡比貪汙更甚的活摘器官和上海小紅樓了。

所以，施行法治的自由地區才能因此享有淨稅收有盈餘、藏富於民的民生碩果，至於施行人治的大陸地區，就只能繼續苦吞惡果，等著將來花費更大的成本去解決經濟問題．．．。

所以終歸一句，政治是管理眾人之事，政治不清明就是負責管理眾人的人出了問題，這點無論對於法治和人治來說都是相同的。但是法治比起人治，誰能花最低的成本，把問題修正呢？就結論來說，當然是法治。過去中國人雖然有民權概念，卻沒有民主制度，活在人治社會實屬別無選擇。但現在中國人已經靠自己的努力，分析了中西古今制度的利弊，建立了由六法全書構成的法治體系，創造了更好的選擇。如此看來，究竟是人治還是法治對國家更好？我想答案至此已經盡在不言中了。

民國113年10月3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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